淄石與淄硯

時間：2023-08-29 15:57:35

淄硯是以古淄州硯材所產硯臺的總稱，淄州設于隋朝，管轄及隸屬之地多有變更，今屬山東省淄博市。該市曾屬淄州，并先后出產韞玉、金星、青金和彩色淄石等十余種硯石。

淄硯因以石為硯而馳名，且當時石坑尚屬淄州，故名淄硯。宋代蘇軾、米芾曾分別稱其為“淄石硯”、“淄州硯”。作為制硯之“淄石”，博山有兩處產地：一是安上村倒流河東岸石坑；二是博山區西部山區——南起禹王山、北至夾山一帶。根據石坑的荒廢與發掘情況等相關資料的記載，人們普遍認為：淄硯始于漢，盛于唐宋，衰于北宋之亡，衍于明末清初，復興于上世紀后期。

至遲在明末之前，淄硯是上述第一處石坑所產硯臺的專有名詞。明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）《青州府志·器用之屬》記載：“有淄硯，出顏神鎮。類歙硯，頗發墨。”清康熙四年（1665）孫廷銓所著《顏山雜記》則更明確地指出：“淄石坑在城北庵上村（今安上村）倒流河側，千夫出水乃可以入……”古淄硯傳世極少，現藏于故宮博物院的一方淄硯，據稱為漢代所制；唐代以前也鮮有記載，直到宋代才享有盛名。據明朝余懷《硯林》記載：宋神宗曾親選一方淄硯賜予司馬光，司馬光慨嘆“淄硯逾于瓊瑤，一硯價比連城。”蘇軾、陸游、唐顏猷、高似孫等也對淄硯評價甚高。淄硯盛極一時，卻因時局動蕩、戰亂頻仍而再度沉寂。明清時雖有所采制，“然所產有限，歷代斲取、已及黃泉，藏諸水底者殆不可向矣（清康熙《顏神鎮志·物產》）。”至乾隆年間，“至于淄硯一項尤屬名存實亡（清乾隆《淄川縣志·續物產》）。”

高洪剛作品《舊雨蕉葉硯》淄石

銘文（背面）滕根揉就充書架蕉葉斜分做硯田

當此之際，隨著明清時期經濟文化的一度繁榮，淄硯復為世人所重，制硯者發現了新的石材，所制之硯也稱為淄硯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，蘊藏于博山西部山區的彩色硯石被陸續發掘，使此地成為當今最好的淄石產地，所制石硯被譽為“新淄石硯”。

淄石地層屬淄博盆地中石炭系，為粉砂質泥巖。所含礦物成分為晶狀方解石、褐灰色半透明狀泥質物、次棱角狀以石英為主的粉砂級礦物，以及形成金星閃爍之象的黃鐵礦物質等。各產區石材質地略有差異，品相各具特色，為制硯者巧拙兼用、因材施藝提供了廣闊空間。

倒流河石坑所產淄石，有韞玉、金星兩種。孫廷銓《顏山雜記》說：“淄石坑……西側則硬，東側則薄，惟中坑者堅潤而光，映日觀之，金星滿體；暗室不見者為最精。大星者為下……”此坑之石制硯，古人多有贊譽。詩人陸游《蠻溪硯銘》載：“龍尾之群，淄韞玉之伯仲也。”唐彥猷《硯錄》稱“淄石可與端、歙相上下。”蘇軾、米芾也曾品評淄硯，但褒貶各異。米芾說：“淄石理滑易乏，在建州次。”蘇軾則說：“淄石號韞玉，發墨而損筆；端石非下巖者宜筆而褪墨。二者安所去??？用褪墨者如騎鈍馬，數步一鞭，數字一磨，不如騎騾用瓦硯也。”對此，《顏山雜記》評論道：“不知淄石硯有發墨而不損筆者，惜二公未見也。”由此可以看出。古人評硯，重在實用：老坑淄石，實有制硯良材。

銘文（背面）風塵起大地收一葉落天下秋

現代發掘于博山西部山區的硯石，有龍山紫、夾山紅、荷葉綠、沉綠、紺黃、紺青、三彩諸品。質地細潤，紋彩華縟，有單色者，亦有諸色層疊者；石眼、斑點、冰紋、金線、金暈等時有呈現，也不乏有天然石形者。此石有水坑和山坑之分，屬泥質灰巖，為制硯良材。隨著新的淄硯佳作特別是隨形硯的不斷間世，此石被業內人士譽為“彩色淄石”，日本硯商則驚呼為“奇石”。

淄博地處魯中，礦產資源豐富，人文底蘊深厚，具有悠久歷史的淄硯制作。隨著時代變遷幾經興衰，制作技藝卻得以流傳，并在繼承文人硯傳統風格的基礎上，創作出許多別開生面的隨形硯、花式硯，使古老的淄硯生機勃發，異彩紛呈。

博山作為陶瓷之鄉，在古代窯址的宋、元、明窯場中曾有陶瓷硯的生產，多為長方、六角等形制。清康熙顏神鎮人趙作羹曾以黑山之石琢硯二方，贈予表親王漁洋。雖然王漁洋《分甘夜話》將青州黑山與顏神鎮黑山相混，趙作羹所用石材也可能是紅絲石之次品，但趙作羹乃清初博山制硯者無疑。另據《續修博山縣志》記載，清代博山人孫繼曾經“設帳駝來山，磨石為硯，以勵諸生。”上述制作，所用硯材皆非淄石，風格或與古淄硯有所差異，卻昭示著當地硯藝的生生不息。

清末民初至新中國建立之初，淄硯進入衰退階段，制作名家屈指可數。博山人錢振崧（1868-1944）工各體書法，善繪事，曾制有淄石“天光云影硯”等。淄川大堆人王于池（1903-1957）于1919年到博山學徒，后習針灸，成為名醫。他精書法、繪畫、篆刻，所制之硯堪比上品。可惜英年早逝，遺物散盡。

上世紀七十年代末，博山工藝美術廠恢復淄硯生產。這一時期的硯藝承傳，既得益于老一輩淄硯制作者在困境中的堅守，也得益于魯硯宗師石可先生在逆境中的執著探求。

銘文君子一日所不可少今因之以琢硯又一日不可無也

老一輩淄硯制作者郝明皋（1903-1980）精通考古、金石與鑒賞，對淄硯的認定、制作有所貢獻，可惜他的作品和藏品都不知去向。錢殷之、石志浩、姚增田、李同生等不僅鐘情于淄硯制作，而且富有收藏。錢殷之在《記硯》一文中稱：“余所存……一石硯，金星滿地，貯水不竭。自‘文革’劫難后散失。”又說：“近日，得我鄉夏莊煤礦煤渣中之卵石，以之制硯，亦極發墨，黑如漆而多金石。但質堅而微燥，不及端石之溫潤耳?？稍谧痛ǚ枠蛩a之硯材以上。戊申缶廠琢硯并記。”對硯藝之熱愛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上世紀70年代，已在青島工藝美術研究所工作的石可先生開始調查山東所產奇石。1974年，仍身處逆境的石可先生跋山涉水，重新開始了系統地考察研究，并在時任山東省委書記高啟云的支持下，在硯臺主產區傳藝授徒，進而確立了“巧用天工，簡樸大方”的魯硯總體風格。時值博山區籌建工藝美術廠，又在西部山區禹王山一帶陸續發現新的石材，恢復淄硯生產便成為首選目標。制硯者李同生、李同關、胡立民、朱豐村、張茂榮、高洪剛、徐峰、于國華、桑度云等人先后以借用的校舍、倉庫為車間，聘請昃如川、光焰、蔣庸夫先生為顧問，以走出去、請進來的方式觀摩求教，制作出一批淄硯新品。1978年8月，由石可先生等率隊赴京舉辦的魯硯展，560方魯硯以紅絲硯、淄硯、尼山硯、徐公硯等為主，引起極大轟動。劉海粟、趙樸初、啟功、李苦禪、黃胄、吳作人、黃永玉、沈從文、蔣兆和等文學藝術大家給予高度評價，并題詞、賦詩、作畫以示祝賀，趙樸初還專門題寫“淄硯”二字。1980年，硯展赴日本東京、大阪，又獲得普遍贊譽。

后來，博山工藝美術廠并入淄博美術琉璃廠；世紀之交，工廠因破產重組，原制硯者一時星散，仍堅持不輟者僅有高洪剛、徐峰、于國華等人。獲益于大師指教，又愛自學與交流，高洪剛等人書畫文章功底漸厚，硯藝日趨精湛。在秉承淄硯傳統風格的基礎上，他們充分運用新淄石的石形、紋彩特點，在隨形硯的制作上探索創新，為淄硯的重新振興而耕耘、吶喊，使“新淄石硯”受到業界內外廣泛贊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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