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書法藝術歷來講究“四法”，即筆法、字法、章法和墨法。墨法意識的形成與發展經歷了一個十分漫長的時期，但與其他“三法”相比，墨法的自覺要明顯晚得多。雖然如此，但我個人認為，墨法不僅僅是形成書法血肉之靈魂的體現，同時也是書法藝術之精神能得以彰顯的重要手段之一，它與其余“三法”一起共同構筑著書法藝術之美的真諦。縱觀書法史，如果說魏晉六朝書家開始對用墨的追求是自發的，那么到了唐代則表現為自覺。鐘王之跡，蕭散簡遠，妙在筆畫之外。晉人書法重于對筆法的追求，對用墨的關注則重于入紙度，王羲之為使筆毫揮灑自如，故“用筆著墨，下過三分，不得深浸。”歐陽詢《八法》中“墨淡則傷神采，絕濃必滯揮毫，肥則為鈍，瘦則露骨。”孫過庭《書譜》中講到“五乖”、“五合”，其中談及“紙墨不稱”和“紙墨相發”；清包世臣在《藝舟雙楫·述書下》中云：“畫法、字法、本于筆，成于墨，則墨法尤為書藝一大關鍵已……嘗見有得筆法而不得墨者矣，未有得墨法而不由于用筆者也。”明董其昌《畫禪室隨筆》中則說：“字之巧處在用筆，尤在用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