趙之謙的書法篆刻藝術
趙之謙（1829—1884）字益甫、撝叔，號悲庵，別號鐵三、無悶、冷君、憨寮、梅庵等，浙江會稽人。工書擅畫，尤精篆刻，是位才華橫溢、在多方面都有很高造詣的藝術家。但也許是“天于絕代偏多妒”，他一生坎坷，溷跡俗吏，未至耋耄，五十六歲便謝世長去。
趙之謙祖籍浙江嵊縣，后遷至會稽大坊口，他家數代經商，直到他才出現了讀書人。據其子趙壽鈺《府君行略》云：“叔天稟瑰異，穎悟倍常童，甫二歲，即能把筆作字；稍長，讀書過目輒成誦。又好深湛之思，往往出新意以質塾師，塾師不能答……蓋自髫齔至成童已便便然稱學笥矣。”
但就在他幼年時，家道衰落；十五歲時其兄又為訟案以致家產蕩盡，生活“日益?？?，經歲奔走賣衣續食”而卒歲。趙之謙從年輕時代起就開始了鬻書賣畫的生涯，他也當過塾師，即便如此，也難以飽腹。每當饑寒交迫之時，他便干脆閉門讀書，其聲瑯瑯若金石，人以迂怪目之，亦不介意。后入紹興知府繆梓的幕中，三十一歲才中了恩科鄉試第三名，成了舉人。同治元年十二月，由溫州航海赴京，據云途中因風暴曾飄至日本界。抵京已是第二年的春天了。到京后，他的書畫篆刻受到祁藻、毛昶熙、潘祖蔭這些高官的激賞，由是聲名大振，名動公卿。這時他還和友人胡澍、沈樹鏞、魏錫曾等時常聚會在一起，鑒賞金石，考證研討。他前后一共參加了三次會試，但均未能考中進士。四十四歲時，應巡撫劉坤一之邀離開京城去江西，擔任修編《江西通志》的總編，后任鄱陽、奉新、南城知縣，五十六歲卒于南城官舍。
趙之謙雖然仕途蹭蹬未能得志，但始終未棄用世之心，去江西后誓不治印，畫亦少作。其摯友魏錫曾集拓他的篆刻作品成《二金蝶堂印存》，他報以“稼孫多事”四字，其跋云：“然令我一生刻印賦詩，學文字，固天所以活我，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。”他所孜孜以求的，卻是“為五斗米折腰”，難怪他的同年好友張鳴珂有“誰知著作才，乃是風塵吏”（見《寒松閣集》）的感嘆了。
【二】
清代碑學的興盛，掃除了因帖學及館閣體所造成的媚弱書風，給書壇帶來無限生機。其篆、隸、北碑之成就跨越宋元，咸同之際北碑盛行，大有壓倒唐楷之勢，就是在這種形勢中，趙之謙的北魏書拔萃而起，巍然于諸家之上。
撝叔自云幼年即讀過阮元《揅經室文集》，毋庸說集中的《南北書派論》、《北碑南帖論》曾給予他重要的影響。叔學書由顏魯公入手，看他二三十歲時所書，筆力雄渾，結字寬博，且沒有絲毫時俗學顏的圓熟習氣，顯示出他對顏字的深湛功力。后來他又接受了包世臣的書學理論，遂皈依碑學，于北魏、六朝造像用力尤勤。這樣他由“平畫寬結”的顏字，一變而為“斜畫緊結”的北碑，清勁拔俗，面目一新。清代寫顏字的人很多，但能出其樊籠者，不過伊秉綬、劉墉、何紹基、趙之謙數人而已，他們真正得到顏書的精髓，創造了各自不同的風貌。
撝叔于北碑主要取法于《張猛龍》、《賈思伯》、《鄭文公》、《龍門造像》、《石門銘》、《瘞鶴銘》、《李仲璇》，而對鄭道昭諸碑尤為推崇，嘗云：“北朝書無過熒陽鄭僖伯。”（見印跋）他寫北碑與金農、鄧石如方法迥異。金、鄧追求碑刻的效果，故斬釘截鐵，鋒鎩畢露；叔重在領悟筆意，故婉轉圓通，化剛為柔。因此他的北魏書不僅是“顏底魏面”，其用筆方中帶圓，筆勢飛動，結字茂密洞達，能別出心裁，自成一格。而相形之下張裕釗、李文田諸家便稍遜一籌了。正如日本學者伊滕伸先生所云：“趙之謙根據典型的北碑，創造出自己獨特的書風。所以我們以‘北魏書’命名其字，是非常適宜的，因為我們很難用語言來曲達其妙。”（《書跡名品叢刊·趙之謙吳鎮詩》）
誠然，撝叔的北碑書與北碑相較，似欠古拙之氣，在眾多作品中也有極少數作品略有輕滑之感，但這絕不能作為貶低他在北魏書上卓越成就的口實，事實上他在同治四年寫的《南唐四百九十六字》，法度謹嚴，氣息高古，直逼北魏，后來他以行草筆意作書，脫盡恒蹊，創造出“叔北魏書”的面目，若《王右軍祠堂碑》、《急就篇》，又如《益齋款屏》，均堪稱合作?？的虾Ｙ澞媳?、魏碑有云：魄力雄強、氣象雄厚、筆法跳越、點畫峻厚、意態奇逸、精神飛動、興趣酣足、骨法洞達、結構天成、血肉豐美（《廣藝舟雙楫》）。以此“十美”來稱贊他的“北魏書”，殆亦俱足，并無愧色。
趙之謙的篆隸亦冠絕一時。他的篆隸受鄧頑伯的影響，但能與頑伯拉開距離，用筆有強烈的個性，篆隸點畫起筆處，其橫畫常常順勢直下平拖，而豎畫又時向左側取勢，作篆隸摻以其作北魏書的筆意，不強調逆筆，故顯得輕松活潑，他不追求頑伯的厚重，風格因之而立。叔篆書用筆暢達，線條彎曲的幅度大，頗具姿態。他曾雙勾漢碑多種，在隸書上下過很深的工夫。其隸從《劉熊》、《武榮》、《封龍山》、《三公山》諸碑出，其書黑多白少，虛實相生，燕尾處挑筆，重按而側鋒橫刷，一波三折，節奏自具。
趙之謙的行草書也別具一格。“草貴流而暢”，但以北魏體勢作行草，極易寫得愣頭愣腦，造作呆板，而叔的行草卻能規避其弊，真是化機之手，生花之筆，令人嘆服。何紹基的行草是“魏三顏七”，趙之謙則“魏七顏三”，而在叔行草中比其北魏書更易窺見顏字端倪。其小楷亦佳，如《補寰宇訪碑錄》手稿，極有北朝墓志風韻。
【三】
趙之謙對篆刻頗自負，嘗云：“生平藝事皆天分高于人力，惟治印則天五人五，無閑然矣。”（見印跋）他很早就開始治印，初摹浙派，后又力追皖派，同時能以詔版、漢鏡、錢幣、瓦當、封泥入印，敢于創新，自云“為六百年來摹印家立一門戶”（語見印跋）。陽文北魏書及肖形邊款，也為其首創。
撝叔篆刻，大小、朱白印均擅長，大印“滂喜齋”有二寸余，而“悲翁小記”卻不到半厘米。大印不散，小印無拘，筆勢恣肆，刀法清峭，信為絕藝。叔典型風格的白文印，筆畫橫豎交疊，十分古拙。其中有一種線條較粗，如“庸曼德室”、“以分為隸”、“二金蝶堂”、“胡澍之印”近漢鑄印，叔刻白文印很喜歡留朱，有時甚至將四邊的朱加寬，以增加章法的虛實對比。另一種線條較瘦，朱多白少，如“會稽趙之謙印信長壽”、“松江沈樹鏞收藏印記”、“靈壽華館”、“朱志復字子澤之印信”等，則參用秦詔版、漢碑額的大意。其朱文印線條雖細如絲發，卻圓潤流走而又不失筆意。他善于發揮印章中篆書特殊的裝飾趣味，如“長守閣”、“人書俱老”、“華延年室”、“大興傅氏”、“定光佛再世墮落娑婆世界凡夫”等印；再如“鄭齋所藏”、“叔度雙勾”、“鶴廬”諸印，則又是從浙派衍生而來，筆畫平直，秀挺勁拔。
古人論印所謂白文如“寒山稱雪”，朱文若“春風舞花”，趙之謙可臻此境。用他的話來講，朱文印“龍泓無此安詳，完白無此精悍”；白文印“息心靜氣，乃得渾厚，近人能此者揚州吳熙再（載）一人而已”（均見印跋）。是自詡亦是自評。叔印見重于當時并與揚州吳熙載齊名。雖然這兩位藝術家無緣覿面，但趙叔對吳熙載很欽佩，同時也為他“謹守師法，不敢逾越”（見趙之謙《吳讓之印譜序》）而感到惋惜。吳熙載六十五歲時看到《趙之謙印稿》，也十分驚嘆其藝術才華，為刻名印兩方相贈，而題叔印稿有“竊意刻印以老實為正，讓頭舒足為多事”的勸告，兩種觀點正表達了兩種不同的創作思想。后來的吳昌碩說得好：“悲盦先生書不讀秦漢以下，且深通古籀，而瓦甓文字爛熟胸中，故其鑿印奇肆跌宕，浙派為之一變，可寶也。”（《悲盦印存》題詞）
【四】
趙之謙不僅是書法家、篆刻家，同時又是畫家、詩人、學者。其著作有《悲盦居士文存》、《詩》、《六朝別字記》、《補寰宇訪碑錄》等，他的學問主要是研究漢儒經學、小學、金石考證。曾撰寫《續漢學師承記》，其文“師法謹嚴，論說精美，在江藩書之右”（程秉铦撰《趙之謙墓志》），惜未完稿。叔一生嗜書如命，博聞強識，多收藏珍本秘籍，連零箋斷楮也不放過，為購置書籍而省衣節食。曾自校編刻《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》，在序言中記述了為刻此書籌款之艱難困苦，后因病夢游仙境，醒后遂發奮編刻叢書云云，而序中描寫山仰觀群鶴一節，波譎云詭，若夢似幻，文曰：“……但聞空中大聲獵獵，如烈風，仰視則群鶴翔舞而出，羽翼蔽日，因問鶴數，豎言山外鶴不知其億萬兆也，此皆膺箓者，近已一千九百二十有九矣。已而清淚間發，變異殊甚，齊飛過前溪，俯瞰則水中影鸛、鵝、雞、鳧皆有之，且雜螳、蝱、蜣、蚚、螇、蠮螉之屬，其為鶴者，百不一焉。”其實這是借夢抒憤，自鳴不平而已，也就是序中所云“俯仰身世十數年中，悲憫窮愁，噩夢忽覺，同治初元，航海入京師，屢試皆黜，棲遲逆旅”，而那些金榜題名的進士們，“其為鶴者，百不一焉”，相比之下，自己雖有經世之才，卻不能奮飛，能不三嘆？
撝叔工詩，但不多作，其“矜此七品官，遠過萬里程”、“老干槎枒酒氣魄，疏花園滿鶴精神”，均清雋可誦。同時他又是近百年來最杰出的畫家之一，尤擅花卉，其畫早年筆致工麗，后來受到青藤、八大、“揚州八怪”的影響，縱筆潑墨，直抒胸臆，對近代繪畫發展影響頗大，著吳昌碩、齊白石繪畫之先鞭。
潘衍桐《輯雅堂詩話》云：“叔以孤憤、好嬉笑怒罵；詩文皆務為新奇，可愕；坐是不諧于世。”他亦自認：“猶有狂名在人口，致令文章為戎首。”因落第、喪妻給趙之謙在精神上造成創傷，使之成為雙重性格的人。一是狂放不羈，獨立遺世的藝術家氣質；一是嚴謹求實，一絲不茍的學者風度。他在京城，曾赤膊坐海王村書畫肆，揮扇縱談，旁若無人；而在江西任上，為一件爭宗族的訟案，一直考證至《宋史》，清理宗譜，然后作判詞達萬言，使訟者結舌，數代懸案頃刻大白。
趙之謙的藝術造詣是多方面的，單就其北魏書而論，在那端莊秾麗的字形上回蕩著一股郁勃之氣，清艷而不顯富貴，妖嬈而不失骨體，其品與芙蕖相似。這是他的書品，其實也正是他的人品，是他藝術的生命，靈氣、風格之所在。